1943年，甘肃拉卜楞寺的知名度极高的活佛代表，五世嘉木样活佛——丹贝坚赞，向国家捐献30架飞机、一万多张羊皮。没想到他却因为一场感冒而离开人世。
1916年，四川康区理塘营官坝的彩玛村，一个叫黄正光的男孩出生在一户有军人背景的家庭里。父亲黄位中做过地方军官，性格硬朗，平日里教子极严，挂在嘴边的话是：人站在哪里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知道脚底下踩着谁的土地。
1920年，男孩五岁。拉卜楞寺的寻访僧人一路按仪轨和征兆找来，把他带到摆满法器的屋子里。在一堆相似的念珠当中，他伸手就握住了四世嘉木样生前常用的那串，神情安然，不哭不闹。
寻访团就此认定，转世灵童找到了。父母一边为儿子被佛选中而欢喜，一边也忍不住难过——孩子太小，这一去，肩上搁的就是一整座寺院的分量。
同年9月22日，拉卜楞寺为这个五岁的孩子举行了坐床大典。班禅大师遣使送来白法螺，河南蒙旗亲王、宁海镇守使、河州镇守使等军政要员都到场致贺。男孩从此有了新的名字——丹贝坚赞，正式成为第五世嘉木样活佛。因他年幼，寺方高层商议后，决定由其父黄位中暂代政教事务。
此后十余年，丹贝坚赞在寺中一面学经修行，一面随父亲接触外界事务，眼界日渐开阔。1933年，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发册印，封授他为“五世嘉木样”呼图克图，此时他十七岁，开始亲自主持拉卜楞寺的政教大局。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消息传到甘南草原，丹贝坚赞没有把战火当作远方的锣鼓。他在这一年写下《为宣传抗日告蒙藏同胞书》，用藏汉两种文字在草原上散发，号召蒙藏僧俗“报国土恩，尽国民责”。
同年，他下令拉卜楞寺举行护国息灾大法会，数千僧人齐集大经堂，诵经祈愿前线将士平安。这在拉卜楞寺历史上，是第一次为一场全国性战争专设法会。
1938年到1940年间，丹贝坚赞持续动员所辖寺院系统支援抗战。除了组织法会祈福，他还多次安排寺院捐出酥油、药材、皮毛等物资，由商队和驿路辗转送往兰州、西安等地的抗敌后援机构。
其中最受前线欢迎的，是拉卜楞寺属地出产的优质羊皮。这一带牧民放牧的高原羊，皮板厚实、绒毛密长，是做冬装和飞行服的极好材料。丹贝坚赞深知前线将士在风雪中的艰难，一再催促各寺院加紧收集。
1941年，他正式下令，将下辖一百零八座寺院统一编组，抽调僧俗骨干组成慰劳代表团，携带一万多张羊皮和大批酥油、药材，千里迢迢送往重庆。
这批羊皮后来被军需部门迅速加工，做成空军飞行员的皮夹克和保暖装具，为在寒冷高空作战的年轻飞行员解决了保暖的大难题。慰问团抵达重庆时，各界人士都颇感意外：原来远在甘南草原的活佛，正用这样的方式紧贴着前线的脉搏。
1943年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物资和装备缺口极大。丹贝坚赞在寺院议事会上提出一个惊人的主张：捐献飞机。他率先拿出拉卜楞寺历代珍藏的金佛、法器和宝石，随后部落头人和信众纷纷响应，捐出金银、牦牛、马匹乃至陪嫁首饰。
草原上掀起一场自发的献宝热潮，折合白银六百万两的巨款很快筹齐。这笔钱经国民政府接收后，统一用于订购三十架先进战斗机。事后，国民政府特颁“输财卫国”匾额，通电嘉奖。
拉卜楞寺的僧众很少听活佛提这事，只在一次早课结束时，他对身边人说了一句：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三十架飞机能救多少命，这账不难算。
此外，丹贝坚赞在抗战期间还做了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——办学。他深知草原闭塞，不仅缺枪缺钱，更缺文化和眼界的通路。
1940年前后，他在拉卜楞寺辖区内推动创办了数所小学堂，让僧俗子弟学习藏汉文字和基础算学，告诉他们，将来草原要有人能走出去，和整个国家说上话。这在当时藏区，是一种颇具远见的布局。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到拉卜楞寺，丹贝坚赞立即下令全寺鸣钟，连续数日举办胜利祈福大法会，超度阵亡将士，庆贺山河光复。他致电国民政府表示祝贺，言辞克制而庄重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位年富力强的活佛，生命会结束得那么突然。
1947年初春，丹贝坚赞偶感风寒，起初只是寻常症状，不料很快转为痘疹，病情急转直下。寺院遍请甘、川两地医生诊治，仍无法控制。4月14日，丹贝坚赞在菩提法苑圆寂，年仅三十一岁。
消息传出，拉卜楞寺钟声彻夜不息，数万僧俗赶来送别。人们想起他短暂的一生，从一个被选中的孩子，到坐床大典上的幼小身影，再到写下抗日宣言的青年活佛，最后定格为捐出三十架战机的消瘦背影。
他一生没有脱下僧袍，却也从未把僧袍当成避开世事的帘子。那三十架战机早已消散在岁月里，一万多张羊皮也早化作了尘土，但他留在草原上的那句话，至今仍有人在传：出家不忘爱国，修行不忘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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